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城镇化为中国带来机遇与挑战

恰恰按这些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这种企业也不可能有效率。

总之，全面的中国式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中央政府对此决不侥幸地等闲视之，而是要采取有效货币政策，采取加息方式来化解其风险，否则，恶性通货膨胀将会摧毁中国的经济。它制造了广大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昂贵化，沉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负担。

而7月份的CPI快速上涨，基本上也是食品与居住类拉动的。特别是，他们往往以什么国际上惯例来讨论中国的CPI问题，比如他们认为如何采用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即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以后的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今年1-6月的CPI指标仅为0.9%。而且各国央行对核心CPI界定也是不一样，如美联储扣除食品与能源的PCE和CPI、日本央行扣除新鲜食品的CPI、欧央行扣除未加工食品和能源的CPI。但是，如果以选择性的国际惯例把中国人的住房消费概念化形式化，而不从中国居民实际住房消费出发，那么，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没有解释力，也与居民实际消费模式不相符合的。在利息税调整之后，居民一年期存款利息为负2.1035%。

而其他类别都在1-2%左右上下波动。还有，如果我们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权重第一的居住价格来考虑，那么中国通货膨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其通货膨胀率之高更是无可复加了他们认为，中国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由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应当摒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回到1976年以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

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使得有些地方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如今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存在着行政垄断的情况，这是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符的。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

总之，我们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且不说苏联早在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自己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也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虽然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十年来政治改革的进度缓慢。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天堂的反方向发展。

比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第二段话：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次代表大会指出的方向反着来的。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如果上面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出路在哪里也就很清楚了。

中国现在投资率越来越高，特别是21世纪以来，基本上处于45%～50%的水平，而消费比重就严重的偏低。能不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里面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日前有一种说法，说是反垄断应该只反那些不好的垄断，对于好的垄断(有利于国家的垄断)则不能反。第三点，是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当前，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这种类似于马克思分析过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偏差，造成了一系列例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问题，以及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第三，从市场化改革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所以现在有许多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

像公费医疗费体系，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身上了，农民却缺医少药。比如说前面讲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

如今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存在着行政垄断的情况，这是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符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快速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

第二个问题是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以致编出了种种把问题归罪于改革的顺口溜，广为流传。关于这个问题，在2003年年末开始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有些人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

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虽然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十年来政治改革的进度缓慢。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买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或准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这样的资源，就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困难。

我也不赞成认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观点。还有其他一些改革，譬如说农地产权改革的问题，在2002年就开始进行过了讨论，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进行。

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也花了13年，而且现在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他们认为，中国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由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应当摒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回到1976年以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那怎么来约束权力呢?唯一的办法是靠法治。

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次代表大会指出的方向反着来的。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上75比2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微低一点。这个正确的发展思路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

根据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的份额不断下降。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